等待光明常州角膜移植背后的故事

等待光明——常州角膜移植背后的故事

诗人顾城说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光明，对健康的你我来说，正在拥有；对一些忍受角膜疾病的患者来说，却是等待。

角膜疾病是全球第四大致盲因素，在中国更是位列第二，不过角膜移植却可以使患者恢复视力。从年开展角膜捐献工作以来，常州已经有了位角膜捐献志愿者，成功捐献24例。这些无私的“点灯人”和许许多多奋战在医疗战线的“光明使者”，让角膜致盲患者有了触摸“睛”彩世界的可能。

点灯的人

（节选）

医院眼科医生孙倬的电脑里，详细记录着每一个角膜病人的资料，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。而对于捐出角膜者的资料，他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忆着，“很多人谈起这些就觉得不舒服，但我每每说起来就像是在回忆一个老朋友。”

事实上，很多常州志愿者从签订角膜捐献到最终献出角膜，都是由三院眼科医生一路陪着走过来的，对于每个捐赠者，他们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叫李国庆的老人。当三院眼科医生出现在病床前的时候，他已经时而清醒时而昏迷，肝癌晚期让他的生命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，但老人始终有一个心愿未了，“他说自己得肝癌已经有十年，和病魔搏斗了这么久，也算值了。死后一切成灰，还不如留下点有用的。”医生回忆说，“他还一直担心红十字会不要他的角膜。说自己生病这么久，很多内脏器官已经没有用了，只有眼睛从小到大没有得过病痛，也没用过眼药水，或许角膜还能有用？”

年的大年夜下午4点，老人走了，他的角膜在三院的手术台上被移植给一位宜兴病人，使其成功保住了右眼。

点灯的人走了，却把光明留了下来。和他相处的医生都说，这是一个有风骨的老人。住院的时候，坚强乐观，还帮着医生开导其他病人；签志愿书的时候，平静豁达，“家里人的思想工作都是他自己做的，身后也不要求举行任何悼念仪式，骨灰或当作石灰用于工程建设或者撒入大海。”

……

在角膜捐献纪念证上写着这样一句话：“最后的死亡和最初的诞生一样，都是人生必然；最后的晚霞和晨曦一样，都是光照人间。”从年的37位到现在的位，常州市红十字会的角膜捐赠志愿者中，有很多是患有重症疾病的病人或是他们的家属、朋友，他们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，还有些人甚至生活在所谓的“社会底层”。

也许弱者更能体会弱者世界的痛苦。

光明使者

（孙倬为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做检查）

年3月8日上午10点，在三院手术室，眼科医生从保存液中取出志愿者捐献的一只角膜，用环钻将它切割成合适的尺寸，随后用角膜剪将病人病变角膜剪下，将志愿者的角膜覆盖在患者的眼球上。11点，医生在缝了16针后终于松了一口气。4个小时后，当病人麻醉褪去睁开眼睛，已经能看清眼前的家人和身处的病房了。

“一个人愿意把一双眼睛交给你，这是多么重的托付，做多少都不多。”孙倬说，这些年他和同事们接治了太多角膜盲患者。“你想像不到，一个人看不到世界有多少痛苦，这些患者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角膜移植手术，等眼角膜，有的人等到了，有的人却永远要生活在黑暗中。”

……

让三院眼科医生备感“压力山大”的一场角膜移植手术，是在年的4月。19岁的袁洋躺在角膜移植的手术台上，为了找回右眼失去的视力，这个来自贵州偏远山区的放牛娃，押上了自己拥有的一切。

年，袁洋来到常州打工，因为视力缺陷，只能从事最基础劳动，“养活自己都困难，生病的父亲和读书的弟弟怎么办？”他下决心做手术治好自己的眼睛。而年底刚刚在三院挂牌的常州市红十字会眼库，也让他看到了希望。

自小母亲离家出走，父亲患有癫痫，袁洋仅有的财产是家里的几分农田，他辞掉工作，回贵州当掉了田地，然后带着仅有的1万多元，坐了36个小时的火车重回常州。尽管离手术费还有很大的缺口，三院眼科还是接纳了他，在眼科周建强、邓国华主任的帮助下，动员科内医务人员募捐帮助解决费用问题。

在接受完眼角膜移植手术后，袁洋的视力恢复到了0.6，医院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。少年时因为眼病，他把读书的钱省下来看病，没学到什么文化，工作后，又因为眼病被工友排挤，只能拿最低微的收入。他说，角膜移植重燃了他对生活的希望，“我要用最高的礼仪感谢你们。”

望“眼”欲穿

（放在进口保存液中的供体角膜极其珍贵）

其实角膜移植手术从技术角度来说并不复杂，手术成功率可高达90%以上，中国也很早就效仿发达国家建立了眼库。但像豆豆和袁洋这样成功移植角膜的幸运儿仍然只是少数。记者了解到，年，江苏全省只做了百余例角膜移植手术，供体稀少是最主要的原因。

供体角膜远不能满足望“眼”欲穿、等待移植手术的患者的需求。捐献率偏低，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“死后要留全尸”的传统观念，另一方面，也折射出民众对整个捐献流程显示出的不信任。国家卫计委年曾做过一次“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”的调查，有高于30%的受访者拒绝捐献是担心捐献出去的器官会造成器官买卖，几乎与“死后要留全尸”比例相当，有媒体将此形容为“不敢捐，不能捐”的中国式器官捐献困境。这一尴尬处境，也催促着国家层面对捐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，相关经验可借鉴美国、日本等器官捐献率高的国家。

本周，正式进入春天的常州最高气温飙到了15℃以上，但在三院的眼科病房，很多病人和家属还穿着冬天的衣服。他们还在等待着希望的降临，“如果等不来角膜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，就只能被迫摘除眼球，从此失去光明。”（文中患者皆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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